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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一个无法让人沉默的话题
——试述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与对策

张昭辉

关键词：沉默权 米兰达规则 “供述主义” 侦查 对策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的涵义，对现有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提出了质疑，对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后将对侦查带来的冲击作了较为充分的展望，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对策。


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沉默权制度是法学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良善制度之一。沉默权的法理基础从根本上来讲的确就是保护人权，这种保护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将是一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大变革的前奏。
一、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
说到沉默权，就不能不谈有名的米兰达规则（rule of Miranda）。1963年，欧内斯特·米兰达因被控犯有绑票和强奸罪而被亚利桑那州费利克斯城警察局逮捕，在未被告知有权请辩护律师、也没有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形下作了有罪供述并最终被送上法庭，虽然米兰达的辩护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亚利桑那州刑事审判法院陪审团仍裁定米兰达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有罪的证据，并作出有罪裁决。1966年6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推翻了对米兰达的原判决，其理由为：警方在审问在押的嫌疑犯时，应事先告知他有3种权利：即保持沉默的权利；拒绝被迫作出于己不利的供词的权利；在诉前或诉讼中聘请律师，如无力自聘律师则应由指定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权利，否则嫌疑犯的口供不可采信。这就是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米兰达规则”，也称“米兰达须知”①。它规定警方在讯问在押的嫌疑分子之前必须告知他：你拥有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和第6条所规定的权利，具体内容为：（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并将要在法庭上作为对你不利的依据；（3）你有权同律师进行谈话，并有权要求在你被讯问时，有律师同你一起在场；（4）如果你需要律师又无力聘请的话，将在进行任何讯问之前代你指定律师。
沉默权（Privilege of 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美国学者Christophere Osakwe认为，沉默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它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在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一般认为，沉默权的核心内容“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可追溯至英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①13世纪，英国宗教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强迫被告人进行“职权宣誓”①，否则将被诉诸刑求。为了对抗宗教法庭的不人道审讯方法，被告人经常以“不必自我归罪”作为辩护理由。后来，“不必自我归罪”逐渐演变成一项司法制度，沉默权即源于此。②17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逐步确立，沉默权开始在法律中得以确认。 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首次正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③在此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在诉讼法或宪法典中规定了沉默权。④ 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维护。沉默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
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的规则，作为刑事法治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不仅在世界各国已得到普遍的确立，而且其精神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确认。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第２１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１４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 第六编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此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这充分表明，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权衡沉默权利弊后，纷纷通过立法对沉默权作出了限制。在英国，被告人在面临刑事指控时，突然向讯问他的警察发动袭击，或者立即逃跑，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实施了动作方面的反应并实际在陈述方面保持了沉默，法官仍可以从这一事实中推导出对他不利的结论。1972年，英国允许法庭根据警察进行讯对问受讯问人拒绝提供有关事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推断。1987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二条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问或说谎，该行为即构成犯罪⑤；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各种"例外"判例，也对沉默权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进行了限制。如"善意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等。⑥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并于2000年全面实施，《人权法》的实施将对前述限制沉默权的法律构成新的挑战⑦。
二、沉默权对侦查的冲击
我国传统的人证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相容性差。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取证制度，是嫌疑人有供述义务，而证人责任则十分松弛，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严重不足，这不仅是警力的缺乏，更重要的是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民警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还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假如正式实施沉默权制度，可以预见的是必然会出现犯罪嫌疑人利用沉默权“合法”逃避打击导致追诉率下降，侦查机关工作量增加，诉讼成本和犯罪控制成本上升，从而在短期内降低侦查机关工作效率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对侦查机关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是在我们实施沉默权以前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因此从侦查工作角度考虑，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的较大量的减少，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
我国现有侦查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立案、侦查和证据制度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构成。追求“客观真实”是贯穿我国刑事诉讼全过程、指导侦查工作的基本理念，因此“供述义务”被予以明确的肯定，《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一款，“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就是“供述义务”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该条款一直以来受到支持沉默权人士的诟病。“供述义务”不仅适用于侦查阶段，在学理上还有亦扩大适用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观点①。沉默权主要体现在侦查阶段，直接与侦查权对抗，往往与作为诉讼主体的犯罪嫌疑人参与刑事诉讼紧密相关，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实施沉默权制度可以保证诉讼效益的最大化②，但由于我国的侦查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确立沉默权的概念，也尚未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和沉默权配套的法律制度，例如象美国那样的证据开示制度，证人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辩诉交易等，因此如果要施行沉默权制度，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对“供述义务”的取舍去留做出决定，同时重新确定沉默权和侦查权之间的关系，重新确认刑事诉讼各主体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对应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要立、改、废，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将被移植和创建，这是对现有侦查法律体系的颠覆或是重构，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准备好了吗？
沉默权是对依赖口供破案的最大挑战。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在侦查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的转变，口供作为“证据之王” 在侦查办案中备受重视，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与实际存在的办案条件的限制相结合，构成“口供中心主义”的现实基础。在既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依据，又有现成的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容易使侦查人员形成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取证或获得证据的线索，这势必导致刑讯、折磨、疲劳战术等非法取证方法。所谓口供破案就是"在司法实践中侦讯人员对嫌疑犯通常首先宣布供述义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包括心理压力（所谓政策攻心），促使作案人交代犯罪事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传达的法律信息，就是告知作案人：决定他们刑事责任轻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时的主客观事实，而且也要包括他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某种内心精神活动，即是否向侦讯人员如实交代个人行为时主客观事实的心理态度。""所谓的心理较量、心理压力、政策攻心等等口供破案的侦讯手段之实质，就是许可侦讯人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的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心理特征，对嫌疑犯进行诱供与精神逼供，以迫使其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自我折磨式的选择。"③因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口供的迷信，就象巨额利润刺激贪欲一样，会刺激侦讯人员获取口供的欲望。这种欲望必然会使促使他不择手段来得到认罪口供。④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诉诸物理强制（如刑讯逼供、变相体罚）和精神强制（如威胁、胁迫）以获取“有价值”的口供似乎是侦查人员一种必然的选择。对犯罪嫌疑人使用以摧毁其意志和心理防线为目的的“车轮战”、“疲劳战”式的审讯方式是否是一种强迫？由此所获得的口供是否是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压力、强迫后并非出于本意的意思表示？这样获取的证据是否应该在刑事诉讼中被定为非法获得的证据而加以排除？……答案不言而喻。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没有被禁止，相反还作为一种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威力和人民警察高大形象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被正面褒奖，如许多反映公安工作的文学、影视作品、案件侦破的纪实报道等，甚至印发为经验交流材料指导侦查工作。当侦查陷入“索供??逼供??以供定案”这样一个恶性的逻辑循环后，正是我们应该反思之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可以有效抑制刑讯逼供和警察暴力现象①，确保司法公正，作为一名警察，我常常会为此汗颜。
沉默权还给侦查人员的执法意识带来很大的冲击。沉默权是和侦查权直接对抗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拒绝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和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一般会被认为是不老实，是“抗拒”的表现②。在我国，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是有"道德基础"的，我国公众普遍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刑事犯罪有关时，要求其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正如卡夫卡在《审判》中表达过这样的主题：因为你被控有罪，所以你有罪，侦查人员很容易获得心理暗示：在道德层面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被物化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客体”，此时假如允许这些以身试法的家伙对讯问保持沉默，侦查人员的道德层面的优越感和权威感将会遭受重挫，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已习惯了在这种道德基础上的工作方式，所以才会对沉默权本能的反对。究其本质，还是有罪推定的弦绷得太紧了。全球法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延伸，沉默权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推动“无罪推定”原则在诉讼阶段的实施。有学者认为，沉默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也是“简单而无可争辩的”③。任何一种权力，如果不受法律的约束，都会有被滥用的倾向。为了获取可以定案的口供，侦查人员不惜随意延长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甚至超期羁押、超范围使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滥用侦查权和秘密侦查手段，漠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应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其合法权益实施人为或制度上的损害，对保障其合法权益极为不利，更谈不上维护其人格尊严，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造成犯罪嫌疑人在诉讼活动中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实质上的非程序正义，而且从本质上来讲，这恰恰是坚持了实质上的“有罪推定”，与《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背道而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另一方面要考虑社会治安。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④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也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三、我们所能采取的对策
“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⑤建立沉默权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核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大势所趋。然而何时确立沉默权、确立什么样的沉默权、沉默权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确保沉默权的实施还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既然沉默权在某些国家已实行多年，而且已逐渐成为世界人权的较普遍公认的内容，实行沉默权对司法公正、文明司法有合理因素，因此，在我国尚未确立沉默权之前，应尽力吸取其合理因素。我国《宪法》第35条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刑法》第247条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有关司法解释在口供问题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挥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有一些法规也对进行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追究、处罚办法。这些似乎都可视为沉默权若干内容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罪推定”原则已在《刑事诉讼法》第12条予以确认，而沉默权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延伸，我国政府也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要该公约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那么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顺理成章地只剩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
美国法学家富勒（Lonl·Fuller）曾经说过，“法治的目的之一在于以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①这不妨可以作为我们在侦查工作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沉默权已经在我国实施，那么在侦查工作中我们可能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设置沉默权的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2）限制讯问时间、对象、两次讯问的间隔、地点，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保证其基本人权不受侵犯；（3）对讯问过程加强监督和控制，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采用非法强制手段获取口供；（4）提前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允许律师在第一次讯问之前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对讯问过程及沉默权的实施进行监督；（5）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和通讯权，避免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受到强制，保证在其受到强制时可以获得法律救济；（6）严格控制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和期限，并履行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7）完善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规范，使认罪者真正获得“坦白从宽”；（8）应当转变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从依赖口供、从供到证的破案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其他证据，由其他证据破获案件的模式。为此，侦查人员不仅要树立人权保障意识，还要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提高在不依赖口供的情况下侦破案件的能力，主动提高自己的侦查水平，注意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和科技投入。
在证据制度上，我们必须明确两项规则，一是对违法获取的口供绝对排除规则应上升到法律高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却未明确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收集证据。因而在刑事诉讼法在对证据的规定上这一条应当明确写入；二是对非法口供为线索获得的证据适用“毒树之果法则（Fruit of Poisonous Tree）”,即非法获取的证据所衍生出的证据亦为非法，原则上对以非法口供为线索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同时设立若干例外情形。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沉默权，不要将沉默权看成是阻碍侦查的一大障碍。任何权利都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沉默无非是不能顺利得到有罪的口供，但如果证据充分，一样可以对其进行有罪的认定。犯罪嫌疑人在选择沉默权权利的时候，也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规定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定能够保持沉默，规定"抗拒从严"也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如实供述。不妨再以米兰达规则为例，它本意不在阻止嫌疑分子说话、自白或解释，仅仅要求必须告知嫌疑分子可以请一位律师，并且如果本人愿意，也可以沉默。假如他能通过接受警察的讯问来洗刷清对自己的怀疑，他也可以放弃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这一规则的实施提高了一般侦查人员的地位，并使讯问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供认也获得了一种新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疑犯对并非因强迫而作的供认一般不会翻供，而且能使疑犯自己认罪也降低了诉讼成本。米兰达规则保证了疑犯的程序正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平等。据称美国警方起初也是极为反感这一规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发现那些作了有罪供述的犯罪嫌疑人由于是自愿供述，反而提高了证据的可信度，使得庭审成功率大为提高。于是，美国警察适应了这一规则，并成为此规则的实际拥护者。这对我们的侦查工作也不妨是一个有益的借鉴。
四、尾声
据称在近日长沙市第32中学在《关于提高课堂学习效率的六条规定》中赫然列道：学生对老师的提问享有沉默权①。这说明沉默权已超出法学界喋喋不休的学理讨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沉默权"规则是我国法制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一种全新的执法观念，不仅有利于国家法制的完善、司法的公正和公民人权的保护，更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办案、侦查能力以及自身的素质。它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其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程序上的保证，反映出国家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状况。
沉默，不光是表示软弱。
沉默，有时也是强大的武器。



参考文献：
（一） 著作辞书类
1.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2.康树华、王岱、冯树梁主编：《犯罪学大辞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3.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北大出版社
4.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5.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6.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二） 期刊杂志类
1.《外国法述评》
2.《比较法研究》
3.《中国律师》
4.《法学研究动态》
5.《当代法学》
6.《法律科学》
（三） 报纸类
团伙犯罪的特点、趋势、原因及对策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 朱春阳、宋丽红


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前9个月，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三人以上团伙犯罪案件66件263人，分别占每年案件总数的9.7%、15.4%和18%，占每年犯罪总人数的29.4%、32.2%、43.9%。其中2006年9个月内共批捕各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244人，团伙犯罪竟多达107人。案件数和人数在不断递增。因为团伙犯罪在一定范围形成一股邪恶势力，有较强的社会对抗性，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局势，左右刑事案件的升级程度，所以为了有力打击团伙犯罪，我院对近三年来的团伙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谨供参考。
一、团伙犯罪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团伙成员以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为主。团伙犯罪中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2006年前9个月，团伙犯罪总人数107人，其中农村人员就有98人，2004年和2005年团伙犯罪案件均为农村人员所为，并且本地人参与少，外来人员参与较多。2004年、2005年、2006年前9个月，我院批捕的外来流动人口参与的团伙犯罪案件分别占团伙犯罪案件总数的56、6%、67、3%和78、3%。外来人口出来打工,大多是亲戚,朋友结伴而来,同吃同住,加上与外界不熟,使他们成为一种较为封闭的小团体，往往以地缘或亲缘为纽带结伙实施犯罪。如我院今年3月份提起公诉的4名福建人盗窃汽车牌照，然后敲诈车主的案件，这4人就是亲叔、侄关系。另外，由于外来人口“流动”的特性使他们作案后便于逃逸。外来人口没有财物负累，尤其是没有不动产，思想上顾忌少、负担轻，在流入地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作案时间，作案后随时可以一走了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公安机关很难抓获。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团伙犯罪往往作案频率高、危害严重。
2、人员以男性和青壮年为主，文化素质低，有低龄化趋势。从以上我院统计的案件看，18至40岁的团伙成员占多数，2004年占79.4%，2005年占70.3%，2006年前9个月占到72.2%，平均94%为男性。其次，文化素质低，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占85％。团伙成员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参与团伙犯罪的越来越多，2004年有15人，占团伙犯罪人数的20.2%,2005年占24.2%,2006年前9个月占到27.3%.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有７０％是团伙犯罪。他们参与的团伙犯罪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未成年人被各种犯罪团伙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吸纳。这些犯罪组织之所以积极拉拢吸收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往往更加无所顾忌，敢打敢拼，而且他们出面从事某些犯罪活动，即使被抓住也不负刑事责任或能减轻处罚。另外，未成年人自身有合群性，崇尚江湖义气，在犯罪中往往组成团伙以聚力壮胆。
3、作案的犯罪对象多指向财产，犯罪工具科技化，犯罪手段暴力化趋势明显。为了维持温饱和团伙的生计，攫取财产是犯罪团伙的首要犯罪目标，涉嫌盗窃、抢夺、抢劫等涉及财产犯罪占团伙犯罪的82、3%以上。有一定财产后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他们配备现代化的通信、交通工具和较有威慑力的凶器，聚散迅速，行动快捷，侵害能力强，进而会把犯罪目标定向数额更大的公私财产，得逞后继续改进犯罪工具，犯罪团伙的队伍不断壮大，案件也不断作大，滚雪球似的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
4、团伙成员被他人“拖下水”的犯罪较多，犯罪团伙被雇用进行犯罪的趋势日益显露。团伙成员大都重视“江湖义气”，往往案件的起因只与一人相关，其他同伙事后获知原委后，出于“哥们义气”又卷入其中，主要体现在替人讨债、殴斗等案件中。如曾某等13人寻衅滋事一案，团伙成员很多不知事由，互相叫来，聚齐就开打。可见，此种犯罪活动实施快，没有周密的预谋和准备，具有冒险性、疯狂性、不计后果的特点。而有些“名气”的黑、恶性质犯罪团伙因其暴力性较强，常常成为某些人争夺利益、报复他人的犯罪工具，团伙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也往往受雇于他人，进行犯罪活动。如王某7人故意伤害案件，就是受雇于人要欠帐，债主承诺事成抽取20%的好处费给他们。
5、犯罪活动倾向于隐蔽性。在持续不断的严打压力下，一些团伙头子不断变换作案手段，以各种面目出现，往往以企业经理等合法“外衣”掩人耳目。团伙头目指使手下作案时，往往用暗示方法，以便于推脱罪责，具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如今年6月份批捕的17人的涉恶团伙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赌博等几条罪名，其头目温某，合法身份是某公司法人。
二、团伙犯罪的形成原因
　 1、团伙作案的成功率大于单独作案。（1）互相为“托儿”，蒙蔽性大。常见于诈骗、集资诈骗等案件中。如李某等3人诈骗案，三人均有正式职业，以发生交通事故急用钱为由，用外币兑换人民币赚取差价诱使熟人自愿上钩，均得逞。（2）胁迫力强。诸如抢劫、斗殴、敲诈勒索等的多发性犯罪，就是要用以强欺弱、以大欺小的团伙架势慑倒对方才易得手，使其不敢作声、不能反抗。（3）有些案件需多人配合。常见于飞车抢夺、盗窃、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案件中。此种犯罪预谋性强，分工负责严密。如张某等14人拐卖儿童一案，该犯罪团伙共贩卖婴儿十几人，分工明确，形成了拐骗、运输、贩卖一条龙，犯罪活动十分猖狂，对被拐卖儿童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社会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
　 2、社会环境因素。（1）歪风邪气的影响。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眼看一部分人迅速窜富，“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害，造成一人的心理失衡。致使现今的犯罪团伙已不再是单纯为求生存温饱而走上犯罪道路，更多的是为了寻欢作乐贪图享受而误入歧途。（2）不良文化的影响。带有宣扬犯罪的影碟、网站、书刊等，给犯罪团伙提供了直接仿效的条件，从而诱发犯罪。如张某等10人抢劫、盗窃一案，就是模仿电视情节，滴血结盟成立“青龙帮”，平日里经常纠合在一起，做些偷鸡摸狗、为非作歹的事情，引发多起恶性案件。
3、“同命相连”感容易形成团伙。这些团伙成员经历或家庭状况相同，如都为父母离异或都有被别人骗的经历，“同命相连”的感觉使他们有归属感，容易一拍即合。常见于未成年人、劳释人员和聋哑人犯罪团伙。这些人多为生活的“弱者”，得不到社会的正视和家庭的温暖，自认被社会抛弃，思想包袱过于沉重，生产生活难以步入正轨，很容易与一些“同命相连”的人拉帮结伙，以难友相聚，以犯罪为业，纠合在一起，演变成为现今的犯罪团伙。这些人一般更讲义气，或有专门纪律，一旦被抓获，只能承认自己的被抓获事实，对于团伙的任何情况都不能泄漏，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一方面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的发现其他犯罪、加强犯罪预防，容易使其他犯罪人逃脱法网。
4、小集团利益驱使。这类团伙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往往通过贿赂、引诱、威胁等手段，把一些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迫使他们参加其集团，并为犯罪提供非法保护、帮助隐慝、毁灭、伪造相关证据，为该小集团创造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有些依此原因进行纠合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家族因素，多集中于乡镇、农村及城乡结合部，成员稳定，组织形式较松散，没有明确的分工，平时各忙各自的，一旦其有了事情，则迅速集结，且其行为在一定区域内影响较大。如有的团伙在村民民主选举中，为了保护本姓体系的既得利益，或扩大本姓体系的影响范围，大肆行贿，暴力打击竞争对手，左右村政权。一旦有成员进入村领导班子，就会“恶人治村，恶霸当家”，形成农村恶势力，即称霸一方、为害乡里的违法犯罪团伙。实践表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就是由农村恶势力发展演变而来的，农村恶势力已经成为我国所特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之一。
三、打击和防范团伙犯罪的几点意见
团伙犯罪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控制不健全、全社会道德水准不高、社会教育管理失误等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对此，笔者提出打击和防范团伙犯罪的几点意见。
1、加大处罚力度。要露头就打、寻求主动。公安机关要加强排摸，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准确把握工作的重点和突破口，坚持打早、打小、打苗头，防患于未然，始终保持对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主动出击的严打高压态势，绝不能让黑恶犯罪势力坐大成势，杜绝有漏犯现象发生，以最有效的方式遏制团伙恶势力的继续犯罪，同时对其他犯罪势力也起到威慑作用。
2、加强心理教育。尤其要重视青少年的正规教育，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工程。摒弃过分溺爱或放任不管两个极端，随时注意青少年成长过程的思想动态，及时转变扭曲的价值观，使其养成安分守己、依法办事和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即使对失足犯罪的青少年，也不能一概地盖棺定论，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的作用，认真贯彻《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教育为主，从根源上做好帮教工作，正确引导他们步入正轨。
　　3、净化社会环境。积极开展各种社会综合治理，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化导向、法律导向，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尚，构建和谐社会。（1）以“严打”整治斗争的成果为契机，加大宣传力度，进行普法、美德教育。（2）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净化社会和学校周边文化环境。（3）加强对劳释人员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安置、帮教工作，引导他们重新走向正轨。（4）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制定好村规民约，建立农村治安防范组织，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化，建立有凝聚力、有权威性的基层组织，设立举报信箱，充分发挥基层治保和民间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不稳定分子的情况，共同搞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把舆论宣传作为打击团伙犯罪尤其是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工作的开路先锋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法宝，大张旗鼓地营造严打氛围，形成排山倒海、铺天盖地的围剿之势。法院要利用公判大会等形式，鼓舞群众、震慑犯罪。报社、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体要开辟打黑除恶专栏，对打黑除恶斗争进行全方面、多角度深入报道。要高度重视对法律政策的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认识。同时，要建立证人保护机制，实行有奖举报并及时兑现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针对黑恶势力易插手和侵害娱乐业、运输业、集贸市场的特点，要充分调动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齐抓共管。
5、提高素质、公正执法。要提高执法队伍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首先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岗位实践能力，积极引导干警把所学理论运用到执法实践中去，特别是刑事证据方面的知识；其次要培养和提高干警的调研能力，要认真分析研究团伙犯罪的活动状况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大调研；再次要注重培养和提高干警的创新能力，要根据打击团伙犯罪实践的要求，破除旧的思想束缚，不断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同时，要严格依法办案，强化打击意识、稳定意识、证据意识、规范意识和公正意识，使有罪的人得到追究，无罪的人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