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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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梅市府办〔2005〕64号

关于转发大埔县小型蓄水工程清理整改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自8月中旬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开展对全市水库、山塘、电站蓄水工程的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前，大埔县政府制定了《大埔县小型蓄水工程清理、整改、验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内容明确、具体、操作性强，对开展蓄水工程安全整顿工作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该《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借鉴。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大埔县小型蓄水工程清理、整改、验收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对全市水库、山塘、电站蓄水工程安全检查、整顿工作的通知》（梅市府办〔2005〕51号），充分发挥我县小型蓄水工程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和加强小型蓄水工程的安全管理、监督工作，用铁的手腕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工程安全运行，确保工程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我县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我县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一）小型水库


目前，全县在册登记的小型水库有50宗，其中小㈠型9宗、小㈡型41宗，除茶阳沐东水库属国营县管外，其它水库均属镇村管理。据排查，目前，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有6宗：分别是茶阳茅坪，大东寨子里、枫树下、李子寨，百侯赤颈坑、青溪礤上。


（二）山塘


据初步统计（由于山塘分布广，资料缺乏，需作进一步的调查），全县共有山塘1305宗，这些山塘大多分布在地势高峻的地方，一旦出险对下游的威胁较大。同时，由于这些山塘施工较粗犷，多年运行管理又跟不上，是我县水利工程安全隐患的重点部分。这些山塘的主要隐患是：①坝体塌陷，达不到安全稳定要求；②溢洪道淤塞，有些甚至没有溢洪道；③放水涵老化漏水，有的甚至堵塞；④管理不到位，年久失修。


（三）堤围


全县共有堤围19宗。这些堤围标准较低，普遍存在安全隐患，除高陂陂村陂寨堤、三洲堤、新生堤，三河汇城堤通过多年的除险加固初步达到了设计标准外，其它堤围都在规划设计除险加固中。其中存在安全隐患较严重的有：高陂镇的陂村陂寨堤陂华路段，乌槎堤赤山段，大党堤、塘溪堤；大麻镇的中兰堤、北埔堤；三河镇的汇东堤；茶阳镇的角庵堤、梅林堤等9宗。这9宗堤围存在堤基不实、坝体单薄、排涝设施损坏、填土质量差等问题。


（四）小水电


至2004年底，全县已建小水电站216间。其中存在安全隐患的有3间，分别是：三河镇的梓里圆墩背水电站，西河镇的上段水电站，银江镇的胜坑水电站；4证不齐的有3间，分别是：银江镇的明新老炉下水电站，昆仑水电站；枫朗镇的和村陂下潭水电站。


二、小型蓄水工程的登记造册


为进一步了解我县水利工程详细情况和存在的安全问题，确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各镇（场）必须对辖区内的水利工程分门别类进行造册登记，分类登记的范围、内容如下：


（一）登记范围和内容


1、小型水库：指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至1000万立方米以下。


2、山塘：指蓄水总库容量1万立方米以上10万立方米以下的；其它总库容在1万立方米以下，可能对下游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蓄水山塘应列入登记范围。


3、小型水电站蓄水库：指在辖区内兴建小型水电站形成的未列入水库登记、注册的调节水库（已列入水库登记、注册的不要重登）。


4、登记内容：工程名称、所在位置、产权管理单位、集水面积、总库容、经营效益情况（分纯公益型和经营型，纯公益型是指该工程仅有防洪、灌溉功能；经营型是指具有综合经营、发电等功能）、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下游可能构成的影响、目前的管理状况等。


（二）分类造册


1、按以上三个类型的塘、库登记内容分别造册，一库（塘）一表，于9月25日前报县水利局。


2、以上三个类型的塘、库中，分别按安全（正常）运行；有病、险但需要整改保留，拟报废、降等三种不同情形、分类汇总上报。


三、整治原则


（一）明确责任


小型蓄水工程的清理、整改工作，实行镇长负责制，由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所有小型蓄水工程的清理造册和上报以及整改工程的实施、管护责任的落实。


（二）分类整改和治理


水库、山塘和电站蓄水库的整改和治理：执行水利部令《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2003年第18号）、《广东省小型水库、山塘水库降等、报废试行办法》和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对全市水库、山塘、电站蓄水工程安全检查、整顿工作的通知》（梅市府办〔2005〕51号）的规定办法，落实整改和治理方案。


（1）出现以下现象之一的，必须空库运行：坝体单薄、防渗体存在严重裂缝或贯通性洞穴，不能正常蓄水的；透水坝基已发生渗透变形且逐步加重的；大坝存在严重渗漏，外坝坡有大面积散渗或湿润区，已发生渗透变形的；存在严重白蚁等动物危害，已影响正常蓄水的；坝内涵管断裂或管壁漏水，已引起渗透变形的；外观有较大变形或已发生滑坡的。


（2）出现以下现象之一的，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坝体较单薄，防渗体存在较严重裂缝，但未形成贯通性裂缝或孔洞的；大坝存在较大渗漏现象，浸润线出逸点较高，但渗透尚稳定的；存在较大范围白蚁等动物危害，但不存在贯穿性蚁道洞穴的；坝内涵管有渗漏隐患未经妥善处理的；溢洪道不配套（如下游没有消能设施，无泄洪渠道），不能正常运行的，启闭设备不能安全运用的。


（3）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报降等或报废（适用于小型水库或山塘）：由于情况的变化，水库、山塘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无法发挥应有效益且严重威胁下游安全的；工程存在严重隐患，已长期放空或基本放空蓄水的；由于区域规划或流域规划，水库功能变化的等。


拟申请降等或报废的工程，由工程管理单位向县水利局提出降等或报废申请。申请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设计基本资料、运行情况、实际效益、降等或报废的理由、措施及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和群众代表意见等。县水利局应根据水利部《水库降等报废管理办法（试行）》（2003年第18号令）及《广东省小型水库、山塘水库降等、报废试行办法》，及时研究批复，并提出降等或报废技术措施；由工程管理单位实施降等或报废措施，做好其它善后工作，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督执行。


（4）违法违规建设、对下游造成较大影响等威胁性强的“两小”工程要严肃查处。凡没有立项、没有初步设计审批手续的小水电站，工商部门不得给予登记，验收不合格或没有经过验收的，电力部门不得允许其上网；对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电站蓄水工程，要坚决放空蓄水，强制停止发电，限期整改；对工程质量低劣，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程要坚决予以拆除。


（三）资金筹措


各镇（场）要牢固树立“安全重于泰山”的思想，切实解决小型蓄水工程整改资金的实际困难，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强整改，确保工程安全。


1、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降等报废资金由县级负责筹措落实；


2、山塘的除险加固、降等报废资金由镇、村负责筹措落实；


3、小水电蓄水工程的除险加固、降等报废资金由电站业主负责筹措落实。


四、整改时间要求


（一）各镇（场）对本辖区内小型水库、山塘、小水电站蓄水库等，必须在9月30日前，逐宗登记、造册（见附表）汇总上报县水利局。


（二）各镇（场）对本辖区内的病、险、无（即无落实管护责任）的小型蓄水工程，边清理边整改，必须在10月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落实管护措施、管护责任。


（三）县水利局要在同步时间对全县小型蓄水工程清理检查，督导病、险工程的整改，在10月10日前将清理、整改情况汇总上报县三防指挥部、县委督查组。


（四）县组织小型蓄水工程清理、整改专项督查组，10月11日至15日重点对各镇（场）清理出的病、险小型蓄水工程的落实整改情况和小水电站蓄水库落实管护责任情况进行督查。


五、验收办法


为确保全县水利工程整改落实到位，县将组织有关部门组成小型水库验收组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山塘、小水电蓄水工程由各镇（场）政府负责整改验收。验收主要检查如下几下项：


（一）领导是否重视。各镇（场）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对辖区内的蓄水工程项目是否做到底子清、情况明。


（二）责任是否落实。各蓄水工程项目（点）的行政责任人和管护人员责任是否落实。


（三）治理是否到位。对清理出来的病、险和需降等、报废的蓄水工程有无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防汛器材、物资、防汛措施是否落实，防范制度是否健全。


1、小型水库、山塘是否按规定备齐、备足器材和防洪物资以及其它防汛措施。


2、有无制订可操作且切实可行的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及其执行情况。


六、规范管理，建立长效机制


（一）加强日常管理。根据《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各镇（场）小型蓄水工程整改后，要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日常管理维护制度，每个塘库落实一名以上行政责任人和一名以上管护人员；按“谁受益谁负担”和综合经营“以库（塘）养库（塘）”提高效益等办法，落实解决好管护人员的报酬。对蓄水工程安全管理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下列文件精神：


1、《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令第78号）；


2、《广东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粤府 〔1994〕9号）；


3、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粤水建管〔2002〕188号）。


4、《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00年1月2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


5、《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2003年第18号令）；


6、《广东省小型水库、山塘水库降等、报废试行办法》（粤水农〔2000〕42号）。


（二）建立小型蓄水工程年检制度。由工程管理单位每年汛前对所管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各镇（场）负责将辖区内的工程检查情况分类汇总报县水利局、县三防办。


（三）严格执行防限蓄水运行。每年汛前县三防指挥部应及时发布小型水库汛期防限水位，小型以上水库的蓄水应严格按县三防指挥部下达的防限水位进行蓄水，台风、暴雨期间必须降至防限水位的70%运行，以确保水库的安全；所有安全运行山塘和小水电蓄水工程前汛期（4月15日至8月15日）蓄水量不得超过总库容的50%；后汛期（8月16日至10月15日）蓄水量不得超过总库容的70%。各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蓄水工程安全运行负总责。


（四）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各镇人民政府应高度重视小型蓄水工程的清理登记整改工作，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辖区的清理整改工作，并严格执行工程运行管理制度，确保工程安全。对玩忽职守，发生蓄水工程安全责任事故的，按分级管理的原则，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一、小型蓄水工程基本情况


二、工程整改表


三、大埔县 镇 工程登记汇总表


四、大埔县小型蓄水工程降等报废申请表





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公元1956年，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市。近海附近的很多渔民突发怪病，患病者的惨状与哀鸣遍及水俣市。受害的儿童出现严重的脑炎症状，患病的成人则出现脑肿瘤、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甚至有患者精神发狂而死亡。患者即使住院治疗保住性命，也会留下知觉异常的神经障碍、听力减退、语言障碍等后遗症。事件伊始，患者因疫学知识与法律意识欠缺，唯有承受重症带来的惨痛。直至1959年，熊本大学医学系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机水银中毒”的原因上，谨慎调查后推断:水俣市的“日本氮素工厂”往近海排放有机水银废液是造成渔民惨状的元凶。不过现实却较残酷，家庭已近崩溃的受害者亲属的抗议所遭遇的不过是氮素工厂与市议会的冷眼，在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下，水俣市政府、行业协会、议员均站在氮素公司一边。1959年12月，在舆论压力下，水俣病事件以所谓的“和解”暂告一段落。患病5年以上的生存者被迫接受每人50万日元的“慰问金”(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左右)，并书面保证今后再不得提起新的赔偿要求。在水俣病诉讼成功之前，患者们的哀鸣声被优先发展经济的欲求所淹没。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飞快跃进的车轮声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业以政治献金方式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公害诉讼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现实背景，面对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渔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厂、昭和石油等大企业俨然“大佬”自居，反而讽刺、诬陷患者不过是“想从公司骗钱”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见因有机水银污染而死亡的鱼类，巨大的工厂群里不停地喷出煤烟，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有毒的亚硫酸，矿业公司则为追求利润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属镉……这一切也与日本上世纪的“经济奇迹”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俣病患者日复一日的疾病惨状，另一面却是污染企业的逍遥法外与“大事化小”的现实。

依照传统的日本民事诉讼举证立法，法院奉行“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规则，水俣病患者除了要证明水俣病症状之外，还必须证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排污企业与水俣病之间有确实的因果关系。“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为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于1900年所首创，但至水俣病诉讼时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将该规则适用于因重金属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显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创设新理论、新判例之前，“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问题成为公害诉讼中原告方及其律师难以逾越的高墙。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数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维，即通过“盖然性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倒置”来审理水俣病诉讼，成为“乌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权法上原本就有“过错推定”的规则，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企业排放重金属事实是否与原告水俣病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知证据进行“过错推定”不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证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就有“盖然性证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与判例，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的日本在诉讼证明中引入盖然性证明理论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患者全面胜诉。审判长宫崎启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判决中引用与发展了盖然性证明理论，即“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因果关系。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的水俣病对人体、生物的损害，却有如隔岸观火，对于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化合物的产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处理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排到内河与近海，构成过失”。司法前进的巨轮为最高法院及各种进步团体所推动，公害诉讼最终以原告的彻底胜诉终结，法院除判决要求企业向原告公开道歉、停止侵权外，每名因重金属污染而致死、致残的原告获得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赔偿。

水俣病事件的诉讼结果当时为全球所瞩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俣病的惨状与患者的哀鸣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法院在关键时刻“顺应时势”合理运用、解释法律保护弱势的患者群体，恪守了司法正义的底限。法官所创设的“盖然性证明”判例也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民事诉讼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权诉讼中通过适度降低弱势原告的证明责任，同时也实现诉讼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体值得称颂的贡献。

水俣病的判决精神也影响到日本的刑事诉讼，当下的日本在学说与制度上均肯定“疫学的因果关系”标准。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能够举证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污染企业应当被追究罪责。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而只需根据疫学原理及统计学方法证明公害污染与患病之间达到较高的“盖然性优势”即可。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科学学说证明，自然科学实验要求严格的实验条件、实验程序及实验数据，科学学说的证明需达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方能为科技界所公认。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诉讼证明却无必要达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二战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新宪法之嫡子”，检察官与法官必须拥有新时代的人权意识方能为国民所称颂。在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副产品重金属污染案件问题上，日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证明为“自由心证”，赋予新时代的检察官、法官新课题与新权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检察官、法官必须是一根根孤独生长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盘根错节，牢牢地守卫着山河。检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样坚韧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样创设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追诉、惩治公害犯罪中创设新的证明理论，表现出竹子似的品格与司法操守。

时下的中国大陆，“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价，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业的所谓“慰问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应(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当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经显现无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惨状、穷困潦倒及家庭的支离破碎，另一面却是经济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上显现出的过度宽容，上述日本水俣病诉讼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为时下的中国大陆司法界所借鉴。

(作者为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