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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汽车配备标准和定编审批的规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9〕83号文件和国务院国发〔1981〕58号文件精神，制定并下发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汽车配备标准和节约成品油的规定》（黑政发〔1981〕171号文件）。这个规定实施以来，各地、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对于控制购车，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节约财政开支，促进机关革命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在汽车定编管理和购车审批上把关不严，出现超编批车，高标配车等现象；有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违反规定，乱拉资金购买进口小汽车，甚至争相
更换豪华轿车。这些问题助长了辅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损于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了纠正这些不正之风，严肃纪律，进一步加强汽车定编管理工作，遵照中办发〔1985〕57号文件精神，特作如下规定：
一、汽车配备标准
（一）小汽车〔包括小轿车、旅行车（20座以下的）、工具车、吉普车四种〕：
1、省级领导干部用车，严格按照中发〔1979〕83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执行。正省级每人配备专车一辆，副省级按需要定编，统一使用，保证用车。退到二线的和离休的副省级以下领导干部已配专车的不变。
2、省直各部、委、办、厅（局）级享受地（师）级待遇的在职的领导干部用车（包括地区行署、省辖市和地级企业、事业单位的同级干部、同级顾问），均按四人配一辆定编。
享受乘车待遇的地（师）级离休干部（包括七·七事变以前参加革命的处级以下离休干部），因用车实行公里定额，车费包干，节约归已的办法（另发），每三至八人配车一辆，九至十六人配车二辆，其余类推。
各市、地享有省级、副省级待遇的领导干部，可按第1项标准执行。
兼职的省级、厅（局）级领导干部，由主要任职单位配车，避免重复计算配车数量。
3、公务用车配备：（1）省直各部、委、办、厅（局）级单位，除按领导干部人数配车外，其他人员按单位人员编制配备公务用车，一百人以内配一辆，一百人以上二百人以内配二辆，二百人以上至三百人以内配三辆，以此类推。配备公务用车后，单位内部各处（室）不准单独配车
。（2）市、地所属局（处）级单位不配领导干部用车，只配公务用车，一般配车一至二辆。对人员编制少，业务量小，经费开支不独立的局（处）级单位，不单独配小车，各市、地办公室可多配一至二辆小车，用以解决这些单位用车问题。（3）各县（包括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
检委）不配领导干部用车，只配公务用车，配车标准可根据县境大小、所辖乡距县城远近、交通条件以及县财政承受能力等情况确定：一般县委、县政府各配车三至四辆，人大二辆，政协、纪检委各配车一辆；边境县和非铁路沿线县，根据实际需要可增配二至三辆，车辆分配由县政府定；
县属科（局）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除国家规定配业务专用小车外，均不配备小汽车；县属乡，除边境第一线的乡配备一辆小汽车外，其他市、县所属乡一律不配备小汽车。（4）独立的县团级企、事业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一般配小汽车一辆，个别业务量大的单位可配二至三辆
。（5）地质、矿山，野外基建施工等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配备小汽车，具体配车台数由主管部门审查，报省、市汽车定编办审批。
4、专项业务用小汽车配备。各项业务用车，均由省主管部门提出配车方案，报省政府汽车定编办审批。
县团级单位配备的公务和专业用小汽车，一律不准配备高级轿车，也不配备接待用车。
（二）大客车：
党、政、群机关通勤用的大客车，按单位人员编制数一百五十人配一辆掌握定编；不足五十人的单位，原则上不配职工通勤客车，已配的不再增配，通勤有困难，可发通勤补助费解决，企、事业单位职工通勤用的大客车，不定车编，由主管部门掌握控制。
接待部门（包括旅游局所属接待部门）和出租营业用车，以及警车、囚车、消防车、救护车、邮政车等有特殊标志的小汽车，不规定配车标准，不定车编，但非执行任务不准使用。
今后各单位配备汽车，一律不准超过上述配车标准，更不准机关、事业单位长期租用出租小汽车，变相扩大车编，违者要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各市交通警察大队，市、县交通监理部门对违纪购买的小车不准落户，也不准再长期发临时牌照；严禁无牌照车辆行使，一经发现坚决扣留，
交有关部门处理。
二、汽车定编审批
为了严格掌握汽车配备标准，防止多头审批，建立省、市（行署）级汽车定编管理办公室（简称：汽车定编办），省汽车定编办设在省政府办公厅；市（行署）汽车定编办设在市政府（行署）办公厅（室）或计委。其任务是核定汽车编制，掌握汽车配备标准，控制小汽车数量增长。
汽车定编审批权限：省直党、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直企、事业单位，市（地）委、人大、政府（行署）、政协、纪检委的汽车定编工作由省审查批准；各地、市、县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地方财政开支的各专项业务用小汽车编制，由市政府（行署）汽车定编办审
查批准。汽车定编办与控购办要协同一致，密切配合，严格按规定把好审批关。今后凡是无小汽车编制的或无控购办批准购置小汽车指标的，物资部门不准供车，财政部门不准拨款。
对过去由省批准的汽车编制，各市（行署）汽车定编办公室可根据小汽车清查的情况，与财政、控购、计划、车辆管理部门配合，按照新的配车标准和审批权限，重新核定各单位车辆编制，同时建立小汽车档案。汽车编制核定后，对合并或撤销的单位以及车辆超编的单位，要及时收回
汽车编制或就地封存；新建或升格的单位需要配备小汽车的，由单位写出申请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查后，分别报省或市（行署）汽车定编办审批，先从封存车中调剂解决。
各市（行署）汽车定编办核定的汽车编制，要每半年汇总一次，上报省汽车定编办备案，以便掌握全省汽车定编情况。
省人民政府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1986年4月8日
论器官捐赠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器官移植是20世纪人类医学的重大进步之一。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恢复了健康。在这种情况下，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随之出现，器官移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当前，随着人们生命观念的日益科学化与理性化，捐献自己可支配的器官以救助他人的生命，已成为不少人实践社会主义道德、延续自己生命价值的重要形式之一。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器官移植法，医疗实践中对器官捐献的操作通常都较为谨慎，一般都要求捐赠与接受的双方签订器官捐赠合同，因而引发了笔者所欲探讨的如下问题：器官捐赠合同的性质是什么？器官捐赠合同是否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器官捐赠合同也是赠与合同的一种，因而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而也有学者则认为，器官捐赠合同有别于一般的赠与合同，一般的赠与合同是对财物（或财产）的赠与，而器官捐赠合同则是对器官这一非财物的赠与，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是对财产性赠与合同的规定，因而对器官捐赠合同这种合同，不应当适用这些规定。笔者以为，上述观点其实都没有对器官捐赠合同的种类加以全面考虑，因而都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事实上，由于器官移植包括人体器官移植（即用他人的器官作为供体器官进行的移植）、跨种器官移植（即用动物的器官作为供体器官所进行的移植）以及人工器官移植（即用人工制造的器官进行的器官移植）三种形式，因此，器官捐赠合同实际上也相应地包括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及人工器官捐赠合同三种合同。这三种器官捐赠合同在性质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同，因而其法律适用也是不尽相同的。本文拟就此浅发拙见！

一、器官捐赠合同的性质的分析



如上所述，依据器官移植种类的不同，器官捐赠合同可以被分为三种：其一是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体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具体又可分为活体器官捐赠合同和遗体器官捐赠合同；其二是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与人类没有免疫排斥反应或虽有一定免疫排斥反应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可以为人体克服的某种动物的器官为标的器官捐赠合同；其三是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即以人工制造的器官为标的的捐赠合同。这三种合同在性质上是不尽相同的。

首先，就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无论是活体器官捐赠合同还是遗体器官捐赠合同，作为其标的人体器官，都有着很强的人身属性，从而使得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也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对作为人体或遗体组成部分的人体器官的处理，这种处理是以人体器官被从人体这一整体上摘取下来为表现形式的，它所直接针对的是人的身体。这就决定了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是一种只宜由人身权法来加以调整的人身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可以由财产权法（尤其是合同法）来加以调整的财产性质的合同。

其次，就动物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它主要是随着跨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与跨种器官移植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生物学上来说，人体器官对于动物器官会产生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这种反应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着相当大的技术难度。为此，不少专家一直在探索克服这种免疫排斥反应的方法，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使得发现并找到合适的可用于器官移植的动物器官成为一件相对很困难的事。当前，由于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极为有限，因此，对患者进行跨种器官移植也是解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严重不足，拯救患者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免疫排斥的客观存在，使得跨种器官移植存在相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由专家选择合适的动物器官，并对所需移植的动物器官进行免疫排斥反应方面的技术处理，以避免发生免疫排斥反应，无疑是跨种器官移植成功进行以及作为跨种器官移植受体的患者生命权益的基本保障。这就使得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具有了财产合同的性质，因为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动物器官）是经多次实验才得以发现并经人工高新生命技术处理了的动物器官，对这种器官的人工技术处理使得该动物器官实际上包含了人的劳动，从而成为具有可交换性的商品或财物。而且，即便退一步，从法律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讲，动物器官捐赠合同的财产合同性质也还是很明显的。民法上所指的人身关系与人身性主要是针对人来说的，并不包括动物，动物作为一种财产，依法只能够成为法律的客体，而动物器官作为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显然也就不具有人身性而只可能具有财产性。这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以动物器官为标的的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只可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捐赠合同，而绝非是一种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

再次，就人工器官捐赠合同来说，这种合同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它也是一种财产性质而非人身性质的捐赠合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之所以不同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主要是由人工器官与人体器官的差异决定的。与人体器官直接自生于人体不同，人工器官是人们通过医学技术仿效人体器官的功能而生产或制造的可以用于人体生理活动的器官，它不具有自生性，不是人体本身就有的，而是一种凝聚了人类劳动、可以用来作为商品买卖的物。人体器官，无论是活体器官还是遗体器官，都是不允许买卖的，因而也就不是商品；而人工器官则可以买卖，客观上也确实是一种医用商品。这就决定了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在性质上只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合同而不是一种人身性质的合同。

二、器官捐赠合同未必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我们以为，以上三种器官捐赠合同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在法律的适用上也必然存在着不同。具体来说，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及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则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一）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这是因为：

首先，《合同法》中规定的赠与合同只适用于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于人身性质的赠与合同。我国《合同法》第185条明确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可见，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的标的只能是财产而不能是人身，而人体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器官）则显然是人身而不是财产。从法理上来说，将适用于财产性质的合同的法律规定适用于人身性质的合同存在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

其次，由于人体器官买卖在伦理及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而人体器官捐献又以无偿捐献为原则，因此，作为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捐赠人在人体器官移植中完全处于决定奉献者的地位。假如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则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且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依《合同法》第186、第188条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不可以撤销赠与；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还可以要求交付，赠与人依法有义务交付。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显然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而由于器官捐献实际上总存在着一定的医疗风险，因此，假如适用以上规定，则极有可能会给捐赠人造成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例如医生在摘取其捐献的器官时不慎伤及其其他器官），从而出现受赠人的生命健康权优先于赠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情况。这不仅从法理上无法解释现代立法所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庄严宣誓，且会因此而使人们不愿再捐献自己的器官，不利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此外，依《合同法》第189条的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人体器官的捐赠人来说，其在捐献器官得不到任何利益和好处的情况下，自愿捐献器官本是为了发扬风格，为他人及社会做贡献，假如因为其在作出捐赠器官的意思表示后仅因为其自身有过错造成其已捐献但尚未取出体内的器官受到损伤或者功能受损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不但对于捐赠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是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

再次，《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某些规定对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来说，客观上也存在适用不能的问题。例如，依照《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的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而实际上，假如人体器官捐赠人所捐赠的器官已经被移植入受赠人的体内，则受赠人根本就无法再返还所捐赠的器官；而且，法律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以及对受赠人生命权益的保护，也不宜允许或要求受赠人将该器官返还。可见，《合同法》关于撤销赠与合同的规定客观上也根本就不能适用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

（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与人体器官捐赠合同不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则可以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换言之，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这是因为，动物器官捐赠合同和人工器官捐赠合同的标的（即动物器官和人工器官）并不具有人身性，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它们只能被界定为一种财产，而这类合同也因此而只能是一种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对于财产性质的赠与合同，显然应当适用《合同法》中专门用来调整财产合同关系的赠与合同的规定。这在法理上是不应存在任何争议的。此外，这些规定客观上也存在被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的可行性或必要性。具体而言，就其可行性来说，由于不涉及到供体的生命健康权问题，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所有规定，均可以适用于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而这种适用并不会产生利益关系失衡的问题。就其必要性来说，由于这两类合同会直接影响甚或决定受体的生命与健康，因此，适用现行《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则可以有效地保障受体的生命权益。例如，由于这两种器官捐赠合同都属于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合同，因此，依照《合同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对这类合同，无论作为赠与物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的财产权利是否已经转移，赠与人都不可以撤销赠与；而依照《合同法》第188条的规定，赠与人不交付所捐赠的器官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不仅如此，由于捐赠人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将直接被用于器官移植，并将会直接影响到受赠人的生命健康，因此，赠与人负有保证不毁损所捐赠的器官并保证自己所捐赠的器官不会对受赠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的义务，假如其违背了这些义务，则应适用《合同法》第189条及第191条的规定。具体来说：因动物器官及人工器官的捐赠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毁损、灭失的，捐赠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赠与人故意不告知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存在的瑕疵或者保证所捐赠的动物器官或人工器官无瑕疵而造成受赠人损害的，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在法理上都是讲得通的，在司法实践中也都是可行的。因此，我们认为，与人体器官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不同，动物器官捐赠合同与人工器官捐赠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