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人民建议征集办理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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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论三阶层体系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演进与发展

刘亮


　　1979年刑法典的犯罪论体系以“四要件”学说一直指导着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与发展。但是，随着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引进，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影响越来越来大，对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已经进入到实践领域。在不远将来，这套犯罪论体系贯穿到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必然会引起一场刑事诉讼的重大的改革。
　　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二审法院改判为法定刑以下量刑。就是新理论───“期待可能性”在国内的司法实践，虽然司法机关对该理论的采纳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但可以认为新理论已经在我国司法实践的萌芽。
　　德日三阶层犯罪论将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新的理论将以往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的部分要素进行了顺序调整，内容亦有所增加。原犯罪主体中的“行为能力”、犯罪主观方面中的“故意、过失”均被调整到有责性中。
构成要件该当性：即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
　　违法性：目前通说采客观说，即不论行为主体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只要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具违法性。如：对精神病人的暴力袭击采取防卫措施，不是紧急避险，而是正当防卫，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有责性：包含四个要素，即主体的行为能力；故意或过失；违法性的认识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即只有行为主体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具有违法性的认识可能性且不存在期待其做适法行为的可能性时，方能对其进行非难、遣责。
　　三阶层犯罪论明显增加了犯罪成立的阻却事由，更有利于法的自由、正义的基础价值的实现，应该说这是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一大进步，对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按照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一个行为成立犯罪必须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以及有责性，司法人员如果要适用这个犯罪论体系，首先必须养成从客观到主观、从形式到实质、从违法到责任、从事实到价值、从一般到个别的法律思维，通过层层筛选和逐步缩小，进而认定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成立的三个要件。因此，如果在将来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完全贯彻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那么，至少可能带来刑事诉讼两方面的影响：
1、庭审方式的改革。在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中，庭审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前者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调查，后者是有关法律适用的辩论。在采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后，不管是法庭调查，还是法庭辩论，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控辩双方的力量也会相对均衡。
（1）在法庭调查中，有关犯罪事实的调查，控辩双方都会自觉地按照构成要件该当性（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思维，围绕构成要件性事实、违法性事实以及有责性事实展开调查。在构成要件性事实的调查中，主要围绕被告人的行为、侵害的对象、结果事实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在违法性事实的调查中，控辩双方主要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的事实、侵害法益的大小、被告人在侵害法益时是否存在阻却违法的正当化事由等方面展开；在有责性事实的调查中，主要围绕被告人的责任能力（年龄和精神状况）、故意、过失、以及被告人是否存在阻却责任的正当化事由，例如违法性认识错误、期待可能性等事实展开。
（2）在法庭辩论中，一般认为，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侧重于认定犯罪是否构成，对于被告人人权的保障仍显不够，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可能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如果采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由于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和阻却责任的正当化事由被有机地融入和消解在犯罪成立要件中。因此，在控方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备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就会接着推定被告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此时，如果被告人如果具备阻却违法性或者有责性的正当化事由，辩护人就可以充分利用阻却违法性、有责性的正当化事由进行辩护。例如，在邓玉娇故意伤害案中，控方以防卫过当为由并以故意伤害罪对邓玉娇提起公诉，在法庭辩论中，辩方就利用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中的目的说和法益衡量说来证明邓玉娇的行为是一种防卫行为，而且也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因此属于正当防卫，甚至可以援引刑法第20条第3款有关特殊正当防卫的条款来证明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没有限度的正当防卫，因为邓贵大等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行凶或者强奸。当然，这些法庭辩论的结论都必须根据事先调查和掌握的证据进行。
在有责性的辩论中，控辩双方主要围绕被告人在刑法上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是否具有非难性可能性、过失，是否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或者违法性认识错误以及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等方面展开。
2、刑事判决书格式的改革。在传统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中，不管是“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的描述，还是“本院认为”的法律适用部分，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四要件的排列顺序来进行撰写，显得没有层次性和逻辑性，而且往往交织在一起，使人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关于犯罪客体的调查或者适用，哪一部分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而且，有关阻却违法性或者有责性的正当化事由也没有有机地融入进去，对于辩方提出的辩护理由往往以“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至于为什么辩护理由不能成立则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法院就以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如下……。这样的刑事判决书总体说来有点武断和恣意，而且也显得说理不够、层次不明、逻辑不清。
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不仅是一个理论体系和认知模式，而且还应完全地贯彻到刑事司法实践中。依据三阶层理论，刑事判决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刑事判决书的开头部分，主要内容是介绍被告人的情况，接着介绍案件审理的时间和适用法律程序以及法庭的组成成员，最后是刑事判决的内容和适用刑法的条文。第二部分是犯罪认定的理由部分，也是判决书的主要部分。在这部分中，如德国的法官是严格按照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顺序来撰写。先介绍被告人所实施的构成要件性事实，这部分主要包括案件发生的起因、经过、造成的后果以及构成要件性故意、过失，再运用法律规范来评价这些构成要件事实在刑法上的意义，即具备违法性以及应该适用的刑法条文和罪名，最后描述和论证被告人具备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性事实的描述和介绍是重点，要求法官要运用控方或者辩方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事实的存在。第三部分是量刑部分，法官从刑法分则中个罪的法定刑设置出发，结合刑法总则中有关量刑的准则、根据和步骤，考虑各种各样的量刑情节，通过处断刑的方式不断修改和变更法定刑，在最后一个处断刑的范围内选择适当的宣告刑。

国企改革大转舵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于《人力资源》杂志2003年12期



困惑：20多年的国企改革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些论据，国企改革面临“大转舵”的迫切任务。
反思：我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转舵：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尝试：国企MBO改革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虚拟私有化由空想变为实践。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