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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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规范（试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规范（试行）
2003年4月22日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执业行为，保证服务质量，明确执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和证券监管机构关于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证券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为有价证券的发行、上市或交易以及相关业务提供的法律服务，或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应当由律师承办的其他证券法律业务。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接受律师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除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二章 基本规范
第五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自觉遵守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诚实守信，审慎严谨，勤勉尽责。
第六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在受委托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委托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七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具备为委托人提供相应服务的专业能力，包括必备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公司运作、财务会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不得指派不具备证券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的人员办理。律师助理不得独立承办证券法律业务，但可以协助律师完成相关的辅助工作。
第九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办具体业务，以使法律服务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专业化要求和律师行业惯例。
第十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其独立性，在受托范围内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和干预。
第十一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原则，并应遵守以下要求：
1.不得建议或协助委托人从事违法活动或实施虚构事实的行为，但对于委托人要求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协助委托人进行法律分析并提出合法的解决方案；
2. 对于委托人要求提供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服务，应当拒绝并向委托人说明情况；
3. 不得协助或诱导委托人弄虚作假，伪造、变造文件资料，更不得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或自身利益，自己弄虚作假，伪造或变造证明文件；
4. 不得向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供律师经合理谨慎判断怀疑是伪造或虚假的文件资料；
5. 不得协助任何机构和人员实施与证券业务有关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 律师应当协助或督促委托人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文件应当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不得协助或支持委托人披露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遗漏重要信息或作虚假陈述。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依法要求，或委托人同意之外，律师及其辅助人员对于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并不得利用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密切配合，通过专业分工协作和充分的业务沟通，共同保障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顺利进行。
第十五条 律师不得以与法律法规和律师执业规范相违背的方式对证券监管机构人员施加影响。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法律文件制作内部审核制度，以及有关证券法律业务内部质量保障和风险控制的其他制度。
第十七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就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在工作中获取的相关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制作工作底稿。
第十八条 律师应当对其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过程中重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电子版的法律文件进行保存和书面备份。
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完善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保管制度，以确保证券法律业务档案的安全和完整。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从项目完成之日起应当至少保存十年，律师事务所发生合并、分立、注销以及承办律师调离等情况时，正在办理的证券法律业务及已经办理完结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应当按照律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作出妥善安排。
第二十条 如果证券法律业务涉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务，律师事务所和承办律师可以建议委托人聘请符合以下条件的境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1. 在该司法管辖区域具备相应资格；
2. 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具有相应的经验和能力。
第三章 接受委托
第二十一条 律师承办证券法律业务必须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指派，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律师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私自接受任何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向委托人了解有关受托证券业务的情况并审查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经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同意后办理委托手续；接受委托后，如无正当理由，律师事务所不应中途解除委托。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的公章。
第二十四条 委托协议的内容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协议双方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委托事项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期限、律师费用、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指派承办律师应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委托人对承办律师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后，律师事务所或承办律师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和证券监管机构。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的律师费应当合理，确定律师费数额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该证券法律业务所需要的时间、投入的精力和其他相应成本；
2. 受托业务的创新性和复杂程度；
3.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或实际情况确定的特殊时间限制；
4.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经验、声誉和能力；
5. 律师的持续责任和风险；
6. 律师事务所的实际成本支出；
7. 律师费的支付方式；
8. 其他因素。
第二十七条 同一证券法律业务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受同一委托人的委托同时共同办理，相关责任、各自分工、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律师费支付等事项应当通过签署书面协议确定。
第二十八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律师事务所可以拒绝或解除委托人对于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1. 委托人要求律师为其提供服务的事项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2．委托人隐瞒重要事实；
3. 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活动；
4.其他合理理由。
出现上述情况，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整理卷宗、文件，撰写项目总结报告后存档。
第四章 尽职调查
第二十九条 律师应当根据受托证券业务的具体情况，通过收集文件资料、与委托人管理层或业务人员面谈、与相关方核对事实、实地考察等方式，对证券法律业务项目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验证。
第三十条 律师应当客观、全面、及时地进行尽职调查，坚持尽职调查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做到调查内容真实、准确。
第三十一条 律师应当按照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具体情况编制尽职调查法律文件清单，并明确要求委托人或其他当事人严格按照客观真实的原则提供清单所列明的法律文件。
第三十二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在收集文件资料时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1.要求委托人披露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重要事实并提供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原件、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
2. 应当收集文件资料的原件，如果收集原件确有困难，可以复制或收集副本、节录本。对复制件、副本和节录本等应当由委托人或文件提供人在文件上签字、加盖公章或以其他方式加以确认，以证明与原件或正本相一致；
3．对于重要而又缺少相关资料支持的事实，应当取得委托人对该事实的书面确认，律师还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相应说明；
4. 对于需要进行公证、见证的法律文件，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办理。
第三十三条 律师对尽职调查中收集到的资料，应当从资料的来源、颁发的时间、内容和形式、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资料要证明的事实等方面进行审查。
第三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时，可以编制资料目录作为法律意见的附录备查；律师应当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资料。
律师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资料应当是这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但证券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文件资料原件的，律师应当提请证券监管机构的承办人员出具资料接收书面凭证。
第三十五条 律师应当对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涉及的场地、设备等价值较大的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实地勘查，但这种勘查仅是确认该资产是否实际存在及相关权属关系，而该资产的价值以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的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为依据。
第五章 证券法律文件的编制、审核及法律意见的出具
第三十六条 律师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委托人的要求编制或审核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就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或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编制或审核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及出具法律意见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明确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是：
1. 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 委托人持续信息披露的基础；
3. 有关机构进行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八条 律师编制或审核证券法律文件以及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以尽职调查的结果为依据，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公布实施的办法、规定、准则和规则。
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应当就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书中应由委托人、主承销商和其他相关方负责的专业性内容发表意见，也不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对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或者律师已经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
第四十一条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尽力核实相关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是否与原件一致；如果经过合理努力仍不能核实的，应当明确予以说明。
第四十二条 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的内容和格式有特别要求的，律师编制、审核相关证券法律文件或出具法律意见应当符合有关要求。
第四十三条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准备其他证券法律文件，应当简洁、准确、条理清晰。
第四十四条 法律意见书应当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法律意见书的签署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根据相应的特别要求进行签署。
第四十五条 律师从事涉外证券法律业务，如果同时出具中文和外文文本，律师应当明确说明不同文本的效力及同等效力文本之间的表述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由律师协会依照律师行业管理规则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律师在办理涉及证券业务的诉讼案件时，应当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办理。
第四十八条 本规范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修订和补充。
第四十九条 本规范自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试行。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2004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
1984年6月9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一条修改为：“不准在河道、滩地乱垦滥种和擅自植树造林。”
二、第十九条修改为：“大中型河流堤顶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确需利用堤顶或者戗台兼做公路的，须经上级河道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单位应当对所利用的堤段按原标准加固堤防，修筑路面，并承担长年性的维修养护。跨越堤顶的各种道路，必须填筑坡道，严禁扒堤通过。”
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护堤林、护岸林，不准主伐；需要更新或间伐的，应当提出计划，经河道管理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种任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工农业生产、铁路、公路、水运交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合理开发利用江河水土资源，促进四化建设，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河道的统一管理。县（区）以上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的水利部门为河道主管部门，负责江河流域规划、河道管理、防洪调度及各项业务指导。
第三条 市区河段，由城建部门负责管理，按照江河流域规划的要求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安排，加强河道管理、整治和防洪工作。郊区河段，由水利部门负责管理。通航航道，由交通部门负责管理、整治和疏浚。任何单位修建闸坝等工程设施，都要按交通部门要求，保证正常通航。
第四条 各地要根据需要，充实和加强河道管理机构，实行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切实搞好河道管理。
第五条 城乡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河道管理
第六条 河道和两岸的堤防、护岸工程、护堤地、水流以及河道滩地的砂、石、土料，统由河道管理部门规划、整治和管理。
第七条 按国家规划修筑的两岸大堤之间为河道的行洪范围。无堤河段，可按设计洪水确定行洪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擅自缩窄河道，不准擅自在河道修建套堤、工厂、泵站、房屋、码头、高渠、高路，严禁堆放物资、倾倒矿渣、煤灰、垃圾。已经设置的影响行洪的障碍物，要本着“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限期清除。未清除前，须向河道管理部门缴纳占河费。在《辽宁省河道管理暂行条例》公布之后形成的行洪障碍，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处理的，要追究设障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在限期内未及时清理的，设障单位要对受危害地区采取安全措施，并报河道管理部门批准实施。
第八条 在河流上修建工程，要按分级管理权限，报河道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在流域面积大于五千平方公里的大型河流上，由省审核；在流域面积介于一千至五千平方公里之间的中型河流上，由市（地）审核；在流域面积小于一千平方公里的小型河流上，由县（区）审核。跨市（地）、县（区）工程，由上一级审核。
在市区河段内修建工程，由河道主管部门会同城建部门审核。
第九条 修建跨河桥梁，必须在不影响原河道泄洪、排涝、通航和堤防安全的前提下，经河道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施工。对审查意见不服的，由同级政府裁定。雍水严重的原有桥梁、引道，要有计划地进行改建、扩建。在未改建、扩建之前，必须由桥梁管理单位在汛前采取应急措施，保证安全渡汛。
第十条 不准在河道内修建危害对岸的导流、挑流工程。凡新建、改建和拆除涉及两个市（地）、县（区）或铁路、公路的工程，要按江河流域规划的要求进行设计，与有关部门衔接后，报上级河道主管部门批准，施工中不得任意变更工程规模、标准和高程。已造成危害的导流、挑流工程，必须服从上级河道主管部门的裁定，限期拆除。
第十一条 不准在河道、滩地乱垦滥种和擅自植树造林。
第十二条 不准向河道排放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凡向河道排放污水、废液，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辽宁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有关规定。河道管理部门要协同环保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一时达不到标准的，要限期治理。对因排污而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个人，排污单位要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三条 向河道和排水沟渠排放淤积物的单位，要对受害单位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并向县（区）以上河道管理部门缴纳清淤费。
第十四条 在河道和入海口的行洪范围及防潮堤内外开采砂、石、土料，须经河道管理部门批准，但不得影响河势变化、河道行洪和危及堤岸、水工建筑物、铁路、公路交通的安全。从事营业性开采的，要按规定向县（区）以上河道管理部门缴纳管理费和采掘费。未经审批，擅自开采而造成河道险工或损毁工程的，由开采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
第十五条 河道防洪工作要严格执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和分级负责、分段包干的原则。防洪调度命令，大型河流由省下达，中型河流由市（地）下达，小型河流由县（区）下达。各级都要服从统一调度，听从指挥，不准擅自堵截水流或扒口放流。沿河受堤防保护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承担防汛抢险和维修工程义务。
第三章 工程管理
第十六条 堤防及两侧护堤地、堤内外原有取土坑、废堤，由河道管理部门管理。大型河流堤防防堤地的迎水面，不得少于三十至五十米；背水面不得少于五至二十米。中、小型河流堤防护堤地范围，按分级管理权限，由各地自行确定。
护堤地必须营造护堤林。河道上游山区丘陵应营造水源涵养林，搞好水土保持，加强河道整治，防御山洪危害。
第十七条 按规划修建的河道堤防、丁坝、护岸等工程和铁路、公路、桥涵、输电线路、输油管道等穿堤跨河建筑物，必须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工程周围和堤坡、堤炕上取土、挖洞、扒堤、建窑、放牧、开沟、打井、建房、埋坟、爆破、堆放杂物，也不准借故进行危害工程的活动。
第十八条 河道和防洪整治工程及护林的各种标志、助航设施、里程碑、防汛房、水文观测设施、防汛通讯及照明设施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损毁和破坏，严重影响水文测验和河道测量的障碍物，必须清除。
第十九条 大中型河流堤顶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确需利用堤项或者戗台兼做公路的，须经上能河道管理部门批准。使用单位应当对所利用的堤段按原标准加固堤防，修筑路面，并承担长年性的维修养护。跨越堤顶的各种道路，必须填筑坡道，严禁扒堤通过。
第二十条 修建穿堤跨河工程及防护设施，必须做出设计，按分级管理权限报河道主管部门审批。工程在市区河段和铁路、公路、输电线路及输油管道附近的，由河道主管部门会同城建及有关部门审批；工程竣工后，必须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并由建设单位负责管理和维修，确保堤防安全。
第四章 护堤林、护岸林管理
第二十一条 护堤林、护岸林和河道内的防风固沙林，由县（区）以上河道管理部门和林业部门统一规划，并采取多种承包办法进行营造和管理。
第二十二条 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的原则，护堤林、护岸林，由乡、村集体或个人营造的，其收益归乡、村或个人；国家投资营造或土地属于河道部门管理而由乡、村、个人营造的，其收益实行县级河道管理部门和乡、村、个人按比例分成。
第二十三条 堤坡只准种植草皮或紫穗槐等灌木，严禁种植乔木。既有的乔木林，要限期由林木所有者连根清除，并填土夯实，恢复堤防设计标准。逾期不清者，统由河道管理部门没收、处理。
第二十四条 护堤林、护岸林，不准主伐；需要更新或间伐的，应当提出计划，经河道管理部门同意后，依法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种任务。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模范遵守本条例或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和斗争，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河道管理部门要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成绩突出的，可由省、市、县（区）人民政府授予河道管理先进单位或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关于河道、工程管理的单位或个人，除限期排除障碍、修复工程、赔偿损失外，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或罚款处分；后果严重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乱砍盗伐护堤林、护岸林和防风固沙林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及《辽宁省林业奖罚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造成河道水体严重污染的排放单位，未按限期要求完成治理任务的，按国家规定，根据危害程度，加倍收取排污费或处以罚款，直至责令其停业、关闭。
第二十九条 对拒绝、阻碍持《检查证》的河道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或无理取闹，打骂河道管理人员的，由公安部门处理。
河道管理人员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损失的，要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
第三十条 对不服从防洪调度命令，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或有意制造纠纷的单位、个人，要追究责任；后果严重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刑事处分。
第三十一条 不服河道管理部门经济制裁，拒交罚款的，由河道管理部门提请人民法院裁决。
第三十二条 按本条例规定所收的各种费用，均作为县（区）以上河道管理部门的专项收入，用于河道管理和工程维修。罚款由河道管理部门收缴，全部交地方财政；河道管理部门所需的奖励等经费，可报请地方财政部门，在罚款总额的百分之三十的退库中拨付。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地区河道管理实施细则。
第三十四条 各级河道主管部门，有权对贯彻执行本条例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辽宁省河道管理暂行条例》同时作废。
美国许多刑事法律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例如，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为准确认定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加重处罚的依据，美国判例法确定了类型化审查的基本方法。本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阐释判例法理依据的代表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审理经过和案件争点
2007年9月13日，被告人米歇尔·德斯坎普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而被陪审团定罪，这是一项重罪，法定最高刑为10年监禁刑。德斯坎普此前曾有5次犯罪前科，其中入室盗窃、抢劫和骚扰等犯罪均系重罪。根据《武装惯犯法》（ACCA）的相关规定，曾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再犯重罪，将被判处最低15年以上的监禁刑。检察官依据《武装惯犯法》的上述规定，建议对德斯坎普加重处罚。
德斯坎普主张，其入室盗窃前科并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在该入室盗窃案中，德斯坎普接受了辩诉交易。根据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意图实施盗窃或者任何重罪都将构成入室盗窃罪。尽管入室盗窃罪通常要求破门而入、闯入或者类似的行为，但与大多数州刑法有关入室盗窃罪的规定不同，加州刑法并不要求行为人进入特定地点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因此，加州刑法的规定比“典型”入室盗窃罪的范围更加宽泛。德斯坎普据此主张，无论其所犯入室盗窃罪是否包含非法进入特定场所的行为，由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对称性，都不能将该罪作为《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
华盛顿东区联邦地区初审法院认为，德斯坎普之前所犯抢劫罪、入室盗窃罪和骚扰重罪等前科，均属《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对于德斯坎普的主张，初审法院指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详见下文分析）允许法院查阅特定的文件，包括辩诉交易记录，从而确定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中是否承认自己实施了“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该案辩诉交易记录显示，检察官指控德斯坎普犯罪时破门进入一家商店，德斯坎普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初审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认定德斯坎普的前科属于“典型”的入室盗窃罪，即《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进而加重了对德斯坎普的处罚，判处德斯坎普262个月的监禁刑，这比该罪本身应被判处的刑罚多出1倍。
德斯坎普对量刑结果不服，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必须被正式提起指控并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只有当3个前科重罪指控都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才能加重处罚。
上诉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在量刑时判断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比“典型”犯罪更加宽泛的罪行时，可以通过查阅特定的文件来确定前科的事实基础。德斯坎普在辩诉交易笔录中的认罪答辩，反映出该前科事实符合“典型”入室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基于修正的类型化方法，上诉法院驳回了德斯坎普的上诉理由，维持了原审量刑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令，认为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并不适用于有单一构成要件，但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加宽泛的犯罪。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绝对多数，撤销了上诉法院的裁判。
二、前科作为加重处罚依据的两种审查方法
根据《武装惯犯法》的规定，暴力重罪是指任何使用、意图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爆炸物入室盗窃、纵火或者敲诈勒索，或者其他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且应判处1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为确定被告人的前科是否属于该法所规定的“暴力重罪”，美国判例法确立了类型化方法和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1990年泰勒诉合众国案件（Taylor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确立了“类型化方法”的基本规则，即：比较制定法规定的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即通常所理解的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前科犯罪与“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相同，或者被后者所包含，该前科犯罪就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相应地，如果制定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比“典型”犯罪范围更宽，根据该法认定的前科就不属于《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即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符合“典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可见，类型化方法关注的焦点是犯罪构成要件，而不是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泰勒案件的判决还提到，对于少部分案件可以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即：对于制定法规定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除了审查构成要件，还可以查阅案件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等文件。例如制定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不审阅相关材料，就无法确定被告人的罪行是“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住宅）还是非“典型”的入室盗窃罪（闯入机动车）。因此上述情形下，应当允许法院在量刑时查阅相关的法律文件，确定被告人究竟是基于制定法的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而被定罪。
在2005年谢帕德诉合众国案件（Shepard v. United States）中，泰勒案件所确立的规则得到了具体适用。马萨诸塞州刑法对入室盗窃罪规定了选择性构成要件，除涉及住宅外，还包括船只和汽车。仅凭法律规定本身，无法确定谢帕德究竟基于哪个选择性构成要件被定罪。因此，法院在量刑时需要查阅相关的材料，包括认罪答辩协议笔录或者法官与被告人的会谈笔录，进而确定被告人究竟是承认闯入住宅还是船只或者汽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需要确定认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只是判断该认罪答辩所涉及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相同。近期陆续作出的多个判例进一步强调指出，这种审阅相关法律文件的做法仅适用于制定法规定了选择性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三、上诉法院对判例法的认识误区
上诉法院对泰勒等案件确立的判例法规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制定法如加州刑法第459条的规定，可能包含单一的但比“典型”犯罪范围宽泛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在量刑时可以审查定罪的事实基础，即：通过查阅起诉书、陪审团指示和认罪答辩笔录等材料，确定究竟基于哪些事实对被告人作出定罪裁决。
这种做法将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审查变为以证据为基础的审查，即：不再关注事实裁判者能否认定制定法有关犯罪的界定与“典型”犯罪符合，而是关注检察官的指控能否使事实裁判者作出上述认定。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做法违背先例，与类型化方法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
该案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二是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三是具体审查方法的实践操作难度和公正性。
首先，从《武装惯犯法》相关规定的制定背景看，该法对有3次暴力重罪前科的被告人加重处罚，关注的重点是犯罪前科而非犯罪本身。从立法意图看，国会希望法院在量刑时仅仅关注被告人的犯罪前科是否属于“典型”犯罪，而不考虑犯罪前科的事实本身。上诉法院未能正确理解国会的立法意图，其审查起诉书或者认罪答辩笔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审查前科犯罪的制定法依据，而是审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身。德斯坎普并不是因为“典型”的入室盗窃罪而被定罪，因为加州刑法第459条对入室盗窃罪的规定并不要求非法侵入特定场所的要件。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典型”的犯罪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上诉法院的做法正是国会所努力避免的。
其次，就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陪审团与法官在裁判领域的职权划分而言，对于加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必须由陪审团基于证据作出认定，并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武装惯犯法》针对的暴力重罪前科，就属于此类量刑事实。因此，法院在量刑时不能认定与犯罪前科相关的事实，因为这属于陪审团的职权范围。该案中，上诉法院实际上基于自身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而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这与宪法原则存在冲突。
最后，上诉法院的做法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而且可能导致不公正。认罪答辩记录或者起诉书中的相关事实并非定罪所必须，这些文件所涉及的内容通常并不确定，而且被告人通常不会对非构成要件事实进行抗辩。本案中，德斯坎普就可能会认为相关事实与定罪无关而默认了检察官的主张。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沉默会在将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此外，在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放弃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为了换得较轻的指控，如果这被视为被告人对较重罪行的认可，并据此对其加重处罚，将导致对被告人的不公正，而且有违辩诉交易的制度初衷。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制定法有关被告人前科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犯罪是否符合，无论是基于历史的、宪法的还是实践的理由，上诉法院的做法都是不当的。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德斯坎普案件的判决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基于判例法规则，修正的类型化方法只能用来确定选择性构成要件中的哪个要件是对被告人定罪的基础。如果被告人前科犯罪涉及单一构成要件，就不能适用修正的类型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