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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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简易程序

张智涛


[摘 要] 本文拟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模式、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适用范围、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以及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简易程序，理论基础，审判实践，存在问题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模式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1、简易程序建立的基础　　刑事简易程序是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为谋求公正与效益之间的平衡而产生的。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都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内在价值，而这两种内在价值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而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减缓或者避免两者的冲突和矛盾。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说，在众多国家里，“迅速地审判一直被当作诉讼制度的理想”①。提高诉讼效益可以兼顾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一般而言，刑事审判活动保持适度的效率性，使审判程序快速的完成，确保裁判结果的及时产生，这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于个人而言，审判的迅速进行并及时产生裁判结果会使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关注和保护，从而防止因诉讼拖延而使他们即使是对己有利的裁判也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用句古老的法谚概括就是“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迅速作出裁判可将犯罪者立刻绳之以法，有助于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常常是相互制约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不可能绝对地追求案件的公正性，当人力、物力、时间有限时就只能牺牲对当事人的公正待遇、放弃发现案件的“绝对真实”了。随着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诉讼环节更加复杂、繁琐，占用了相当多的司法资源，从而使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世界各国长期以来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摸索和实践。从根本上看，减少诉讼成本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是提高诉讼效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简易程序的设置不仅通过减少诉讼成本从而直接达到提高刑事诉讼效益的目的，而且通过程序的繁简分流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其可用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从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追求公正与效益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
　　
　　2、简易程序建立的前提　　既然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分，那么建立简易程序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显然，刑事案件本身的差异性是简易程序建立的重要条件。如果所有刑事案件在复杂程度、重要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均整齐划一的话，简易程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对不同的案件应投入与其重要性、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司法资源，故此简易程序的出现才顺理成章。如果对大量轻微、简单的刑事案件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一样不加区分地统一适用单一的普通程序，势必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而实行刑事案件繁简、难易分流，则有助于提高司法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可以把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刑事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简易审判程序　　基层法院在审理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时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程序。如英国治安法院的简易审判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作了不组成陪审团、控辩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出庭等简化。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就属于此类。　
　
　　2、减省某些诉讼环节的速决程序　　如英美的罪状认否程序，只要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就可以据此定罪和处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意大利的简易审判则是在初步庭审中结束诉讼，不再进行正式的审判程序。　
　
　　3、刑事处罚令程序　　法官根据检察官的请求直接作出处罚命令。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规定，对于轻罪，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而依检察官的申请以书面处罚令确定对该行为的法律处分。又如法国的定额罚金程序规定，违警罪初犯可以支付一笔定额罚金而换取公诉的撤销。日本、意大利亦有类似规定②。
　　
　　4、辩诉交易程序　　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检察官通过降低指控或向法官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这种程序主要在美国盛行，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③”另外，象英国、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等的规定，可以概括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概念。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三、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是指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审级和案件。　
　
　　（一）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第一百七十四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及《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在起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随案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的规定来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是属于第一审程序中的内容，因此它只能适用于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第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或者程序违法而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第二次审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重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由于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者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们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及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1、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和《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的规定，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谁是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

郝鑫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条是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其主要内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已有规定，经过修改补充后纳入新刑法，主要的修改补充是，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过宽，将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修改限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该条罪名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且看以下案例。
　　2002年5月10日，王某驾驶汽车通过一公路收费站时未交通行费，被该收费站的稽查人员将车拦住，王某掏钱给稽查人员要其代为交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主动收费)，稽查人员让王某自己下车交费，由此发生口角，继而发生争斗，后稽查人员将王某扭送至收费站值班室，交给公安机关处理。2002年5月25日，当地检察院对王某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上述案例中的公路收费站隶属于公路局，而公路局则是事业单位，并非国家机关，因此，收费站的稽查人员显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对王某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那么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作出的一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0］2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将该司法解释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其已经超越了刑法规定，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这显然是有违立法本意的。尽管该司法解释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家机关中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一时期内极大地保障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较好地保护了执行公务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理由如
下：
　　第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条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实行这个原则需要做到一是不溯及既往，二是不搞类推，三是对各种犯罪及其处罚必须明确、具体，四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五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因此，司法解释不能任意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或者作出与法律相抵触的解释。而该批复实际上已经
超越了法律规定，显然不妥。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依法执行公务是代表国家机关以所在国家机关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故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依法执行公务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国家的权力不可能全部由国家机关来执行，很多情况下需要非国家机关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来行使某些职权，比如律师协会、医师协会、企事业单位等，由它们来执行某些职权比国家机关可能要便利一些、容易执行一些，因为它们直接接触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们毕竟与国家机关无法相比，其具体执行事务的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无法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老百姓不会认为他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便他们是在执行公务。如果他们态度粗暴，老百姓便会与其发生争吵、顶撞，这是在所难免的。若将这些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保护对象，那势必有可能会助长其粗暴执法等现象，可见此种做法弊大于利，还是不要的好。